在舊時的中國，尤其是宋代以后,，孟子可以說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,，這大概還得拜南宋后出現(xiàn)的發(fā)蒙讀物《三字經(jīng)》所賜?！度纸?jīng)》劈頭就講“人之初,，性本善”，這可是孟子的意思,。第二句“性相近,，習相遠”，那才是孔子的話,?？梢姡瑥哪菚r起,，孟子的地位并不比孔子低,。這里，我們就先來講講孟子這個人,、《孟子》這部書吧,。

一,、孟子其人其書

孟子名軻，生活在動蕩的戰(zhàn)國中期,，鄒（今山東省鄒城市）人,。關(guān)于孟子的生卒之年，學(xué)術(shù)界歷來有許多說法,。據(jù)統(tǒng)計,，光孟子的生年之說就有九種之多，然后又由于各種推算的不同,，以及對他壽數(shù)的說法不同,，可衍生出更多關(guān)于孟子卒年之說。這里我們僅取一種相對通行的說法,，即孟子生于約公元前372年,，卒于約公元前289年。

古人除名之外還應(yīng)有字,。關(guān)于孟子的字,，《孟子》書中并未提到過，司馬遷在其《史記》中也無記載,。到東漢末的趙岐,，他在注解《孟子》時就更不清楚了,，只能說孟子“名柯,，字則未聞也”（《孟子題辭》）。但從魏晉開始,，突然冒出孟子字“子車”“子輿”或“子居”等多種說法,。盡管煞有介事，但證據(jù)卻絕無,，且其中還有被學(xué)界公認的“偽書”,，因此不足憑信。

孟子的先祖是誰,？《孟子》七篇中沒有說,，《史記》《漢書》及其他與孟子同時代或稍晚的歷史文獻中也無記載。東漢趙岐在《孟子題辭》中說：“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后,?！薄盎蛟弧敝f表明趙岐也不能完全確定，但學(xué)界一般都沿用了此說,，即認為相傳孟子的遠祖是魯國的貴族孟孫氏,，后來家道中落，從魯國遷居鄒國。據(jù)說孟子幼年喪父,，與寡母相依為命,，孟母對孟子的教養(yǎng)有道。從《孟子》書中我們知道,，孟子對其母親非常孝敬,，以致因葬母時棺槨衣衾太好而遭人非議,。從西漢開始,，孟母開始成為世所公認的母儀典范，西漢時的文獻《烈女傳》《韓詩外傳》中記有“孟母三遷”“孟母斷織”“東家殺豚”等故事,，這些故事的真實性雖無從考證,，但不妨其成為流傳千古的美談。

孟子的師承關(guān)系也不太清楚,。司馬遷說他“受業(yè)于子思之門人”,，但“子思門人”是哪位？缺乏進一步的說明,。從中唐韓愈開始,，不少儒家學(xué)者都說孟子的老師是子思，子思的老師是曾參,，此說后來流傳甚廣,，但沒有確切的證據(jù)，所以也有學(xué)者并不認可,。根據(jù)孟子自己的說法：“予未得為孔子之徒,，予私淑諸人也?！保ā峨x婁下》）[1]這里的“人”是誰,？我們不知道，大概是“子思之門人”吧,。而所謂“私淑”,，按一般的理解，是指敬仰某人學(xué)問但未能登堂入室成為其弟子的說法,。因此,，孟子直接的老師是誰，至今無法斷定,。

孟子的生平經(jīng)歷,，與其崇敬的孔子有很多相似之處，這主要表現(xiàn)在：一,、與孔子一樣,，他也長期開門授徒，即使在游歷諸國時，學(xué)生們還是伴隨其左右,；二,、與孔子一樣，他也有強烈的從政愿望,，希望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諸實踐,，因此中年開始他也周游列國游說，而“仆仆于道路”的結(jié)果和孔子也差不多,，沒有哪位國君真正愿意接受其政治主張,；三、與孔子一樣,，晚年時孟子也退居故里,，與學(xué)生一起討論學(xué)問。這里我簡單敘述一下孟子以上三方面的情況：

孟子曾說過：“君子有三樂,，而王天下不與存焉,。父母俱存，兄弟無故,，一樂也,；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地,，二樂也,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樂也,。君子有三樂,，而王天下不與存焉！”（《盡心上》）孟子用先秦特有的強調(diào)句式即前后的復(fù)句,，來強調(diào)從事教育之“樂”,，說明他把從事教育看得比稱王天下還要有價值，看來他確實在長期的教學(xué)活動中獲得過很大的慰藉,。由于長期從事教育,，孟子的學(xué)生盡管沒有孔子“弟子三千，賢人七十有二”那么多,，但可以想見也一定不少,。如他在游歷齊國時，已經(jīng)是“后車數(shù)十乘,，從者數(shù)百人”（《滕文公下》）,，這所“從”的“數(shù)百人”，都是他的學(xué)生,。只是由于沒有類似司馬遷為孔子學(xué)生專作的《仲尼弟子列傳》這種比較可信的資料,，所以我們對孟子學(xué)生的情況了解不多。現(xiàn)在能確定的也僅有樂正子、萬章,、公孫丑,、公都子、陳臻,、充虞,、咸丘蒙、陳代,、彭更,、屋廬子、桃應(yīng),、徐辟,、孟仲子等十幾人，他們都見諸《孟子》書中,。后世有學(xué)者在這方面做過不少研究和考證，但其結(jié)論未被學(xué)界普遍接受,，而所增人數(shù)也實在有限,，所以不提也罷。

大致說來,，孟子是四十來歲開始其政治游歷的,。在此之前，他或許已有了短暫在鄒從政的經(jīng)歷,。孟子的游歷,，到過齊、宋,、薛,、魯、滕,、梁（魏）等國,，期間還曾返回過鄒國。孟子在各國的時間有長有短,，有的僅是路過,，有的則去過數(shù)次，旅居時間也較長,。其中,，去過次數(shù)最多、旅居時間最長的是齊國,。

至于孟子游歷諸國所提的政治主張,，基本上是一以貫之的，那就是主張“王道”而反對“霸道”，反復(fù)申論“仁政”的重要性,、必要性和可行性,。孟子在其游說中提出：“仁政”源于先王的“不忍人之心”，而從正經(jīng)界,、劃井田開始,，其中包括了“省刑罰，薄稅斂,，深耕易耨”等內(nèi)容,；他認為這可以使老百姓有一定的“恒產(chǎn)”（土地），能安居樂業(yè),，老人們能衣帛食肉,，進而再使年青人受到道德教育；在孟子的“仁政”思想中,，“民”具有關(guān)鍵意義,，其地位高于國家，更高于君王,，所以君王必須能保民,、安民、養(yǎng)民和惠民,；如果能做到這樣,，那么即使是弱國、小國,，國君即使是好勇,、好貸、好色之徒,，即使用木棒為武器,，也可以打敗秦、楚這種有“堅甲利兵”的強國,、大國,；就可以使其軍隊成為“王者之師”，別國的人民就會“簞食壺漿以迎王師”,。

孟子在諸國頗受各國君主的優(yōu)禮,，明顯要比當年的孔子來得幸運，這與當時各國普遍有“禮賢下士”的風氣有很大關(guān)系,。孟子在游說那些諸侯時,，常常慷慨陳詞,，咄咄逼人,，擺出一副“說大人則藐之”的架勢,，經(jīng)常弄得那些國君狼狽不堪，只能“顧左右而言他”,。但當時的君主都是一些講求實際功利的人,，他們都崇尚霸道，大國熱衷于如何攻伐,、兼并,，小國則關(guān)心如何在夾縫中搞平衡、求生存,。所以孟子那些陳意甚高的政治理想,，在這些國君眼里就不能不是“迂遠而闊于事情”，就如司馬遷所說的：“當是之時,，秦用商君,，富國強兵；楚,、魏用吳起,，戰(zhàn)勝弱敵；齊威王,、宣王用孫子,、田忌之徒，而諸侯東面朝齊,。天下方務(wù)于合從連衡，以攻伐為賢,，而孟軻乃述唐,、虞、三代之德,，是以所如者不合,。”因此,，孟子游說的結(jié)局也和孔子一樣——到處碰壁,。

經(jīng)過這么多年的東奔西走、四處碰壁后,，孟子最終明白,，那些諸侯國君主雖然在“重士”的風氣下對自己很客氣，但卻從來沒有認真對待過自己的政治主張,，他的“王道”“仁政”理想是難以實現(xiàn)了,。到了這種境地，他又一次以孔子為榜樣,，放棄從政愿望,，回歸故里,，與弟子們一起講學(xué)論道，希望通過這種形式,，把自己的思想傳于后世,。于是，就有了我們今天還能讀到的《孟子》這部著作,。

有關(guān)《孟子》這部書的作者,、篇數(shù)，也有不同意見,。

關(guān)于作者,，按司馬遷的說法，主要是由孟子自著,，而其弟子萬章,、公孫丑等參與其事；按趙岐,、朱熹,、焦循等歷代研究者的觀點，認為是孟子自著,；而韓愈,、蘇轍、晁公武等學(xué)者的意見則認為是弟子萬章,、公孫丑之徒的追記,。有關(guān)具體的說法，這里就無煩贅引了,。就目前學(xué)術(shù)界的一般看法,，較多是采取司馬遷的說法。

至于《孟子》的篇數(shù),，司馬遷說“作《孟子》七篇”,，可《漢書·藝文志》卻著錄“《孟子》十一篇”。現(xiàn)存最早《孟子》注解的作者趙岐,，分《孟子》為“內(nèi)書”七篇,，“外書”四篇，并提出：《性善辨》《文說》《孝經(jīng)》《為政》四篇“外書”,，“其文不能宏深,，不與內(nèi)篇相似，似非《孟子》本真,，后世依放而托也”,。所以他不予作注。這以后,，這四篇《外書》就漸漸亡佚了,。今存的“外書”,，學(xué)術(shù)界公認為是明末姚士粦的偽作，為清代吳騫所刊行,，故不能列入《孟子》,。

今存的《孟子》一書共七篇，篇目依次是：《梁惠王》《公孫丑》《滕文公》《離婁》《萬章》《告子》《盡心》,。每篇各分上下,，共261章（有的分為260章）。一般認為,，《孟子》的篇名取自每篇首章中數(shù)字,，沒有什么特定含義。篇目的排列順序,，按趙岐《孟子篇敘》的說法則有特定含義：

孟子以為圣王之盛,，惟有堯舜。堯舜之道,，仁義為上,，故以梁惠王問利國，對以仁義,，為首篇也,。

仁義根心，然后可以大行其政,，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,、晏之政，答以曾西之所羞也,。

政莫美于反古之道也,，滕文公樂反古，故次之以文公為世子,，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。

奉禮之謂明,，明莫甚于離婁,，故次之以離婁之明也。

明者當明其行,，行莫大于孝,，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。

孝道之本,，在于情性,，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。

情性在內(nèi)而主于心,，故次以盡心也,；盡己之心,，與天道通，道之極也,，是以終于盡心也,。

這實際只是趙岐個人研讀《孟子》一書的心得，謂之一家之言可矣,。

二,、孟子升格過程

歷史上有一個通行觀點：孔子以后“儒分為八”，到戰(zhàn)國中后期演變?yōu)閮芍?。一支始于子夏,，講文獻之學(xué)，數(shù)傳而至荀子,；一支始于曾參,，究義理之學(xué)，二傳而至孟子,。以后,，荀子便是漢代經(jīng)學(xué)家所尊信的大部分儒家經(jīng)傳的先師，孟子則成為兩宋起道學(xué)家所崇敬的不祧之祖,。儒家內(nèi)部這兩派的分野,，也就是所謂“學(xué)統(tǒng)”與“道統(tǒng)”之別，“漢學(xué)”與“宋學(xué)”之分,。對這個說法,，學(xué)術(shù)界的意見歷來不同，這里就不必去細究了,。此說至少有一點不錯,，即孟子其人其書的重要性確實是從唐宋之際開始凸顯的。這以后,，“孔孟之道”幾乎就成了儒家思想的代名詞,。

孟子去世以后，由他為代表的儒家中之一派似無太大的發(fā)展,。到了戰(zhàn)國的晚期,，由荀子代表的一派漸漸嶄露頭角。荀子稍晚于孟子,，他長期居齊,，因?qū)W問博洽，曾三次出任“稷下學(xué)宮”的“祭酒”,。他精通多種儒家經(jīng)典,，被認為是儒家經(jīng)學(xué)早期傳授中十分重要的人物。荀子在其《非十二子》中,，對子思,、孟子一派曾有嚴厲的批評,，說他們“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(tǒng)，猶然而材劇志大,，聞見雜博,。案往舊造說，謂之‘五行’,，甚僻違而無類,，幽隱而無說，閉約而無解,。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：‘此真先君子之言也’”,。荀子的批評只能說是當時儒家內(nèi)部的派別斗爭。

秦漢以降一直到兩宋以前,，孟子地位一直不高,。孟子其人，只被視為一般的儒家學(xué)者,；孟子其書,，只能歸入“子部”一類。在官私文獻中,，多是“周孔”或“孔顏”并提,，鮮見有“孔孟”合稱的。令人注意的是,，東漢趙岐在注解《孟子》時,，曾把孟子尊為“亞圣”，還提到西漢文帝時設(shè)置過《孟子》的“傳記博士”,?？伞皝喪ァ敝幢凰纬郧暗墓俜秸J可過,；而“傳記博士”即使存在過也為時很短,，且不說此事因不見于《史記》《漢書》記載而頗啟后人疑竇。當時,，也有人批評孟子,，最典型的應(yīng)該是東漢的王充，他在《論衡》中專立了《刺孟》一篇,，列舉了孟子八個方面加以批評。

歷史進入唐代,，唐高祖,、太宗、高宗三朝,，爭論國子學(xué)當祭“周孔”還是“孔顏”時,；唐太宗增加從左丘明到范寧二十二位儒者從祀孔廟時,；唐玄宗封顏淵為“亞圣”和“兗國公”、封“孔門十哲”和“七十子”為侯,、伯時,；孟子都只字未被提及。當時科舉考試的“明經(jīng)”科目中只有“三禮”（《周禮》《儀禮》《禮記》）,，“三傳”（《左傳》《公羊傳》《榖梁傳》）以及《周易》《尚書》《毛詩》這“九經(jīng)”,，《論語》和《孝經(jīng)》則被列入了“兼通”，而《孟子》一書沒有資格入選,。此時的《孟子》一書,，尚不如《老子》《莊子》《文子》《列子》這四部道家著作，后者在唐玄宗時被列入科舉,，稱之為“道舉”,，課試與“明經(jīng)”相同。

但從中唐起,，情況開始發(fā)生了變化,。漸漸地，孟子之名被廁于孔子之后,，成為僅次于孔子的“賢人”,；孟子其人被政府加封了爵號，從祀孔廟,；孟子其書被增入儒經(jīng)之列,，懸為科舉功令，不久又超越“五經(jīng)”而躋身于“四書”,，變成中國士人必讀的官方教科書,。這個變化過程，就是歷史上的“孟子升格運動”[2],。

變化最早出現(xiàn)在唐代宗的寶應(yīng)二年（763年）,。禮部侍郎楊綰上疏，建議把《孟子》與《論語》《孝經(jīng)》并列為一“兼經(jīng)”,，增為“明經(jīng)”科目,。此事雖未見允，但卻開啟了《孟子》由“子”升“經(jīng)”的先聲,。

真正揭開孟子升格運動序幕的是韓愈,。韓愈在其《原道》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儒家的“道統(tǒng)”，并把孟子的名字上升到孔子之后,，與那些“古圣先王”相提并論,。韓愈以尊“孔孟”取代唐初的尊“孔顏”，在當時的學(xué)界引起了一些學(xué)者的關(guān)注。如唐末的皮日休,，他于唐懿宗咸通四年（863年）上書朝廷,，建議將《孟子》作為國家“明經(jīng)”考試的單獨一經(jīng)。但韓,、皮之說只是少數(shù)人的呼吁,，并沒有得到最高統(tǒng)治者的重視。

趙宋立國伊始,，承襲唐代舊制,，國子監(jiān)所祭仍為“孔顏”，明經(jīng)取士仍考“九經(jīng)”,。宋太祖,、太宗、真宗三朝,，重視孟子其人其書的大概也只有柳開和孫奭比較有名,。柳開受皮日休影響，十分推崇孟子,，但當時的影響并不大,；孫奭乃是三朝宿儒，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曾受命?？薄睹献印?，由此“請以孟軻書鏤板”，并撰成《孟子音義》二卷,。

孟子升格被重新喚起,，那是在宋仁宗的慶歷之際。當時,，學(xué)壇上出現(xiàn)了一股社會思潮,，而“尊孟”也成為思潮的取向之一。慶歷思潮的領(lǐng)袖人物是范仲淹和歐陽修,，他們都屬于“尊孟”一派,。如范仲淹發(fā)揮孟子“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”的思想,，標舉出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的宋代新儒家的理想人格風范。歐陽修推尊孟子,，認為“孔子之后,，唯孟子最知道”。當時最推崇孟子的應(yīng)該是孫復(fù),、石介師徒,，他們反復(fù)強調(diào)儒家從堯,、舜、禹,、湯、文,、武,、周公、孔子到孟子,、揚雄,、王通、韓愈這樣一個圣賢相續(xù)的“道統(tǒng)”,。他們作為北宋前期首出的經(jīng)學(xué)家和教育家,，在當時的學(xué)術(shù)界有很大影響。在思想界出現(xiàn)“尊孟”的同時,，實質(zhì)性“尊孟”的行動也開始出現(xiàn),，那就是山東兗州鄒縣孟廟的建立。宋仁宗景祐五年（1038年）,，出知兗州的孔子第三十五世孫孔道輔,，在鄒縣建成孟廟，以公孫丑,、萬章等配享,，還專請孫復(fù)為此事寫了記文。

自慶歷以后,，孟子升格進入了迅速發(fā)展期,，到了宋神宗的熙寧、元豐年間（1068—1085年）達到高潮,。當時,，二程的“洛學(xué)”、張載的“關(guān)學(xué)”及王安石的“新學(xué)”,，盡管政治意見相左,，卻都屬于“尊孟”之列的。二程兄弟及張載尊孟的言論很多,，后來南宋的理學(xué)大師朱熹之所以會把“四書”單獨拿出來作“集注”,，明顯受到了二程和張載的影響，這方面的資料在他們的文集中隨處可見,，不必一一引證,。我們主要來談?wù)劜惶珵槿俗⒁獾耐醢彩?

王安石一生服膺孟子，他把孟子引為自己的千古知己,，把成為孟子式的人物當作人生的目標,。王安石之“尊孟”是時人公認的，其弟子陸佃評價乃師曰：“言為《詩》《書》，行則孔,、孟,。”其政敵司馬光也說他：“介甫于諸書無不觀,，而特好孟子,、老子之言?！蓖醢彩畬W(xué)得力于孟子,，故其治《孟子》一書亦勤，有《孟子解》十四卷,，今已佚,。其“新學(xué)”一派中人對《孟子》也多有鉆研。王安石一派由于掌握著當時的國家權(quán)力,，所以在行動上將“尊孟”積極付諸實踐,。孟子升格此時在政治上已獲得朝廷支持，請看下列進展：

熙寧四年（1071年）二月,，《孟子》一書首次被列入科舉考試的科目之中,。

熙寧七年（1074年），支持王安石變法的經(jīng)學(xué)家常秩,，請立孟軻像于朝廷,。

元豐六年（1083年）十月，孟子首次受到官方的封爵,，詔封為“鄒國公”,。

元豐七年（1084年）五月，官方首次批準,，允許孟子配享孔廟,。

政和五年（1115年），政府方面承認兗州鄒縣所建的孟廟,，詔以樂正子配享,、公孫丑以下十七人從祀。

宣和年間（1119—1125年）,，《孟子》一書首次被刻成石經(jīng),，成為“十三經(jīng)”之一。

在上列事實中,，熙寧間為王安石當政期間,，元豐間王安石雖已經(jīng)退隱，但執(zhí)政者蔡確,、章悙等均為“新黨”中要人,，故一向詆詬王安石的朱熹,，也不得不承認“孟子配享，乃荊公請之”,；政和至宣和年間是蔡京當國,，亦號稱行“新法”。因此,，王安石及其“新黨”,，實在堪稱孟子升格運動中之功臣。

宋室南渡以后,，孟子升格已進入尾聲。當時,，王安石“新學(xué)”盡管遭到排斥,，但“尊孟”取向卻為統(tǒng)治者全盤接受。到宋寧宗嘉定五年（1212年）,，國子司業(yè)劉?奏準將朱熹的《論語孟子集注》作為官方之學(xué),。差不多同時，目錄學(xué)家陳振孫撰《直齋書錄解題》,，正式從目錄學(xué)上把《孟子》一書由“子部”升格至“經(jīng)部”,。至此為止，孟子升格運動已告基本完成,。到元朝的至順元年（1330年）,，元文宗加封孟子為“亞圣公”，這可說是整個孟子升格運動的句號,。

當然,，孟子升格運動也不是一帆風順的，期間也出現(xiàn)了不少逆向的言行,，即刪孟,、議孟、疑孟,、辯孟,、黜孟乃至詆孟的思想傾向。舉其重要者言之：如唐末林慎思作《續(xù)孟子》,，把《孟子》書中他以為不是孟子“原意”的內(nèi)容加以改寫,。北宋慶歷之際的李覯作《常語》，提出孟子不續(xù)“道統(tǒng)”,、孟子背叛孔子,、孟子懷疑六經(jīng)、孟子不尊王,、反對孟子的性善論,、反對孟子排斥功利,。李覯的學(xué)生陳次公、傅野等則附和乃師之說,。北宋熙豐之際,，司馬光著《疑孟》，對孟子加以批評,。司馬光的“疑孟”,，從政治上講，目的是攻擊王安石變法,；從學(xué)術(shù)上講,，是因為他信奉西漢揚雄的思想。司馬光的門人晁說之著《儒言》,，反對孟子的態(tài)度較其師更激烈,，而矛頭所指也是王安石。他公開上疏,，反對當時立《孟子》于學(xué)科,。南宋初的鄭厚作《藝圃折衷》，對孟子進行人身攻擊,，極盡詬罵之能事,，說孟子是借孔子思想而“賣仁義”。南宋中期的葉適,，在其《習學(xué)紀言序目》中,，比較系統(tǒng)地提出了反對當時的尊孟風氣，他否定孟子一系獨傳“道統(tǒng)”,，批評孟子專言心性,，批評孟子不切實際的政治思想等。認為孟子身上存在著四個毛病,，“開德廣,，語治驟，處己過,，涉世疏”,。

以上諸人的反孟言行，由于不適應(yīng)時代潮流,，所以不可能產(chǎn)生真正的效果,。倒是后來的明太祖朱元璋曾掀起過一點反孟的小浪。作為絕對專制獨裁的君主,，朱元璋對孟子“民貴君輕”的思想十分反感,，開始想罷去孟子在孔廟配享的資格，后在大臣冒死進諫下只能作罷,。但他卻下令刪除《孟子》書中“激進”的話共八十五條,，出版了一本名為《孟子節(jié)文》的書,，規(guī)定科舉考試不能出現(xiàn)已被刪掉的文字[3]。但即便權(quán)傾一時的皇帝,，也不能改變已深入人心的文化傳統(tǒng),。所以，“怪胎”式的《孟子節(jié)文》一書,，并沒有流傳開來,。

三、孟子思想略述

有關(guān)孟子思想的研究,，代不乏人,，兩宋以后尤多專家。這里只是很簡略地敘述一下,，有興趣者則應(yīng)該進一步去閱讀那些專家之作,。

這里，我把孟子思想分為四方面來講,，這僅是就其重要者而言的。

1.人性本善

中國第一個系統(tǒng)提出并討論人性問題的思想家應(yīng)該就是孟子了,。在孟子之前,，孔子偶爾提到過人性，但并沒有講人性的善惡問題,。是孟子首先提出了“人性本善”命題,，以后他的理論引起了長期而熱烈的爭論。

就當時言,，與孟子展開爭辯的是告子,。告子認為人性無所謂善惡，就像流水不分東西南北一樣,。這一觀點遭到孟子激烈的批評,。孟子確認，人具有一種先驗的善性,，他也用水來作喻：“人性之善也,，猶水之就下也；人無有不善,，水無有不下,。”（《告子上》）而人性之所以本善,，是因為人生來就有“善端”,，就好比人生來就有四肢一樣。這種“善端”不僅是先驗的,，也是超功利的,，他說：

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,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,，非所以內(nèi)交于孺子之父母也,，非所以要譽于鄉(xiāng)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,。由是觀之,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,；無羞惡之心,，非人也；無辭讓之心,，非人也,；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,。惻隱之心,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,，義之端也,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,；是非之心,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,，猶其有四體也,。（《公孫丑上》）

這就是著名的“四端”說，亦即孟子的“性善”論,。

孟子認為：“仁義禮智,，非有外鑠于我也，我固有之也,，弗思耳矣,。”（《告子上》）是“不學(xué)而能”的“良能”和“不慮而知”的“良知”（《盡心上》）,。他通過“同類相似”的邏輯來論證人普遍具有善性：

口之于味也,，有同耆也，耳之于聲也,，有同聽也,；目之于色也，有同美也,。至于心,，獨無所同然乎,？心之所同然者，何也,？謂理也,、義也。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,。故理義之悅我心,，猶芻豢之悅我口。（《告子上》）

孟子在強調(diào)人的本性存在先驗的“善”之同時,，提出人之所以會有不善,，是由于兩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：

其一是外界影響。他說：“今夫水,，搏而躍之,，可使過顙；激而行之,，可使在山,。是豈水之性哉？其勢則然也,。人之可使為不善,，其性亦猶是也?！保ㄍ希┧€舉了“牛山之木”為例來說明。

其二是人自己是否有向善的主觀愿望,。孟子說：“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,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,?！保ā峨x婁上》）在孟子看來，一個人如果不愿意向善,，那就是“自暴”“自棄”“自賊”的行為,。

孟子與告子實質(zhì)上講的是不同的“性”。告子說的是人的本能,，人人皆然,，無所謂善惡，這本來也不能說就是錯的,。告子的失誤在于僅僅把人的本能當作人性,，這就使得人與動物沒有區(qū)別了。而孟子強調(diào)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“性”,，即“人之所以異于禽獸”的“人性”,，其主要的標志就在于人有道德意識,，即有仁義之心。

為了使人的“善性”能夠得到保存并擴充,，孟子提出了一整套修身養(yǎng)性的方法,，這其中既包含了他的認識論，也包含了他的道德哲學(xué),。如,，“盡心”：“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,；知其性,，則知天矣”（《盡心上》）；“存心養(yǎng)性”：“存其心,，養(yǎng)其性,，所以事天也；夭壽不貳,，修身以俟之,，所以立命也”（同上）；“寡欲”：“養(yǎng)心莫善于寡欲”（《盡心下》）,；“求放心”：“學(xué)問之道無他,，求其放心而已矣”（《告子上》）；“思誠”：“誠者,，天之道也,；思誠者，人之道也,。至誠而不動者,，未之有也；不誠,，未有能動者也”（《離婁上》）,；“自反”：“萬物皆備于我，反身而誠,，樂莫大焉,；強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”（《盡心上》）,；“養(yǎng)氣”：“我善養(yǎng)吾浩然之氣”（《公孫丑上》）,；“其為氣也，至大至剛,，以直養(yǎng)而無害,，則塞于天地之間。其為氣也，配義與道,；無是,，餒也。是集義所生者,，非義襲而取之也,；行有不慊于心，則餒也”（同上）等,。此外孟子還提出了“不動心”“存夜氣”“先立其大”“知恥”等修養(yǎng)心性的命題,，這里就不具引了。

孟子關(guān)于“人性本善”的命題,，肯定了人類道德生活的可能性和重要性,，揭示了人類與動物之間的根本區(qū)別之所在，這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有積極意義,，對推動中國古代倫理學(xué)的發(fā)展起到很大作用,，可以說，中國人性論的基調(diào)是以孟子的理論為主的,，盡管也有反對孟子的觀點,。

2.理想人格

從孔子開始，理想人格就成為儒家所追求的人生目的,。在孔子那里,，理想人格的目標是有等級的，它們依次是圣人,、賢人,、仁人、志士,、君子,。在《論語》中，有很多關(guān)于理想人格的論述,，有的是孔子本人的話，有的是其弟子的話,，如：“志士仁人,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”（《論語·衛(wèi)靈公》）,；“君子固窮,，小人窮斯濫矣”（同上）；“君子成人之美,，不成人之惡”（《論語·子路》）,；“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顛沛必于是”（《論語·里仁》）,；“可以托六尺之孤,，可以寄百里之命”（《論語·泰伯》）；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，任重而道遠,。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,！死而后已,，不亦遠乎”（同上）。

孟子進一步發(fā)揮了孔子以來儒家強調(diào)追求理想人格的思想,，他有一系列關(guān)于理想人格的論述,，較為人所熟知的如：

憂以天下，樂以天下,。（《梁惠王下》）

居天下之廣居,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,，得志與民由之,；不得志，獨行其道,。富貴不能淫,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,，此之謂大丈夫,。（《滕文公下》）

魚，我所欲也,，熊掌,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兼得,，舍魚而取熊掌者也,。生，我所欲也,，義,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兼得,，舍生而取義者也,。（《告子上》）

人皆可以為堯舜。（《告子下》）

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,，必先苦其心志,，勞其筋骨,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,，行拂亂其所為,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,。（同上）

待文王而后興者,，凡民也。若豪杰之士,，雖無文王猶興,。（《盡心上》）

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,；天下無道,，以身殉道。（《同上》）

以上種種,，都可謂是激勵人心,、傳誦千古的名言。

孟子所提倡的理想人格,，其思想的基礎(chǔ)就是人貴在“有義”,，這種價值觀使得在人類固有的理想意向即追求真善美的過程中，突出了人的道德精神,，和為理想而勇于犧牲的大無畏的精神境界,。在孟子看來，人生的最高價值就在于實現(xiàn)自我的道德理想,。他肯定了人的生命的重要性和可貴性,，但卻強調(diào)有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東西，那就是“義”,，就是道德,。

孟子關(guān)于追求理想人格的思想，及其“舍生取義”的理論,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曾放射過經(jīng)久而奪目的光輝,。中國歷史上無數(shù)的志士仁人、忠臣英烈們,，他們?yōu)檎胬砗驼x,、為人民和祖國而勇于獻身的壯舉，可以說都回響著孟子“舍生取義”的主旋律和正能量,，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孟子思想的感染,。因此,，這是中國傳統(tǒng)思想文化中的精華,。

3.排斥“異端”

孟子一向以“圣人之徒”和儒學(xué)捍衛(wèi)者自居，面對當時“諸子蜂起，百家爭鳴”的思想格局,，他當然不能袖手旁觀,。于是，“撥亂反正”“攻乎異端”,，對各家各派學(xué)說進行批判,，自然成了他的責任和使命，用他的話說：“我亦欲正人心,，息邪說,，距诐行，放淫辭,，以承三圣（禹,、周公、孔子）者,?！保ā峨墓隆罚┯纱耸姑献佑辛恕昂棉q”之名，盡管他自己認為這是“不得已”,。孟子“好辯”表現(xiàn)在許多方面,，如與人討論、政治游說,、思想爭辯等,。這里敘述他在思想層面上的爭辯，即主要對其他學(xué)派的批判,。這方面最著名的如斥告子的人性論,，距楊朱、墨子的“為我”“兼愛”思想和駁許行的“并耕”思想,。這其中,，第一點已提過，就簡單看看孟子對后面三派的批判：

孟子之所以要距楊,、墨,，是因為當時這兩家的思想影響很大，“圣王不作,，諸侯放恣,，處士橫議，楊朱,、墨翟之言盈天下,，天下之言不歸楊，則歸墨,?！保ā峨墓隆罚┒鴥杉抑远寂c儒家思想不合,。

楊朱是道家中人，生于孟子之前,，其生卒年代已不可考,，大約生活在戰(zhàn)國初期。楊朱沒有留下著作,，他的思想片段散見于《孟子》《莊子》《韓非子》《呂氏春秋》和《淮南子》中,。他主張“貴生”“重己”“為我”；“全性葆真,，不以物累形”,；“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”。孟子認為,，楊朱“為我”,，其問題的實質(zhì)“是無君也”（《滕文公下》）。孟子的定性是否準確可以討論,，因為楊朱的“為我”,，是想表達既反對別人對自己的侵奪、也反對侵奪別人,，這其中有合理因素,。但從儒家立場而言，孟子的定性又無可厚非,。儒家強調(diào)穩(wěn)定的社會等級秩序,，主張尊卑有別、長幼有序,，君君,、臣臣、父父,、子子,。楊朱“為我”，強調(diào)個人,，社會等級秩序就無法保證,，而首當其沖的就是“君”的地位受到?jīng)_擊。所以孟子說這是“無君”,，進一步言,，“無君”就等于“禽獸”（同上）。

墨家是當時與儒家齊名的“顯學(xué)”,，墨子主張“兼愛”“非攻”“節(jié)葬”“非樂”等,，“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”。孟子認為,，墨子“兼愛”,，其問題的實質(zhì)“是無父也”（同上）,。儒家也講“仁者愛人”，但儒家所講是從人之常情出發(fā)的“愛有差等”,，是一種推己及人、由近及遠的愛,，所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（《梁惠王上》）。而墨家所講的是“愛無差等”,，愛沒有親疏遠近之分,。這在孟子看來是泯滅了人與人之間的親疏之別，將人父等同于己父,，那等于沒有己父,，這不僅大逆不道，而且就等于“禽獸”（同上）,。此外,，孟子還對墨家“薄葬”的理論也加以了駁斥（見《滕文公上》孟子批評墨家學(xué)者夷之）。

許行是戰(zhàn)國中期農(nóng)家的代表人物,，楚國人,。關(guān)于他的情況，全賴《孟子》一書中保存了片段資料,。從《孟子》書中我們知道,，許行屬于農(nóng)家中主張“神農(nóng)之言”一派的，他認為“賢者與民并耕而食,，饔飧而治”（同上）,，即人人必須勞動，自食其力,，雖國君也不例外,。這種主張貌似平等，卻是違背人類歷史發(fā)展規(guī)律的,、反文明的思想,，實際就是要退回到原始的社會狀態(tài)中去。孟子與許行弟子陳相展開了辯論,，有力地批判了這種思想,。他通過指出許行理論的內(nèi)在矛盾，強調(diào)了隨社會生產(chǎn)發(fā)展而產(chǎn)生的不同生產(chǎn)者之間產(chǎn)品交換的必要性,，進而論證了社會分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,。很明顯，孟子的這一理論較許行的思想合理,，代表了一種社會進步的思想,，即使在今天仍有其重要意義,。

4.王道“仁政”

先秦儒家的思想核心，用最簡潔的話概括,，不外乎“內(nèi)圣外王”或“修己安人”四字,，這固可視為通俗之談，確也真是不刊之論,。

作為先秦儒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,，其思想自不例外，這本沒有多大疑問,。但自宋代開始,，儒家學(xué)者為回應(yīng)佛教心性之學(xué)的挑戰(zhàn)，在充分發(fā)掘先秦儒家心性之學(xué)資源的同時,，逐漸也形成了一個頗為流行但卻片面的觀點,，即認為孟子思想的本質(zhì)就是心性之學(xué)。更有甚者,，以為儒學(xué)乃至整個中國傳統(tǒng)思想的核心就是心性之學(xué),。這真可謂“失之毫厘而謬之千里也”！確實,，在先秦儒家學(xué)者中,，孟子討論心性問題最多，稱他為儒家心性之學(xué)的實際開創(chuàng)者也不為過,。但孟子重心性,，并不表明他就輕社會政治了。實際上,，孟子之所以要大談心性,，恰恰是與他的政治理想、政治目標緊緊結(jié)合一起的,，恰恰是為了論證他的政治理念,，恰恰是為他的政治理論服務(wù)的。

從性善論出發(fā),，孟子提出了關(guān)于“仁政”“王道”的政治學(xué)說,。孟子認為：“堯舜之道,，不以仁政,，不能平治天下”（《離婁上》）,；“如施仁政于民,，省刑罰，薄稅斂,，深耕易耨,，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,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,，可使制梃以撻秦,、楚之堅甲利兵矣”（《梁惠王上》）?！叭收痹从谙韧醯纳菩?，即“不忍人之心”（《公孫丑上》），而“必自經(jīng)界始”（《滕文公上》）,，即從劃定土地開始的,。孟子提出的理想狀況應(yīng)該是：

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,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,，無失其時,，七十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,，勿奪其時,，數(shù)口之家，可以無饑矣,。謹庠序之教,，申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,。老者衣帛食肉,，黎民不饑不寒，然而不王者,，未之有也,。（《梁惠王上》）

在孟子的“仁政”思想中，包括了他“制民之產(chǎn)”的理論,，即主張以“恒產(chǎn)”來求得老百姓對國家的“恒心”,。他認為：

無恒產(chǎn)而有恒心者，惟士為能,。若民則無恒產(chǎn),，因無恒心。茍無恒心,，放辟邪侈,，無不為已。及陷于罪,，然后從而刑之,，是罔民也。（《梁惠王上》）

這里的“恒產(chǎn)”指穩(wěn)定的生產(chǎn)資料,，“恒心”指正常的道德行為,。而所說的“士”,，特指有學(xué)識修養(yǎng)的知識分子。孟子認為,，一般人如果沒有一定的生產(chǎn)資料作為其穩(wěn)定的經(jīng)濟來源,，就不可能有正常的道德意識，就會違法亂紀,、無所不為,。如果統(tǒng)治者不能保障人民必需的生活來源，等到老百姓犯了法再去懲罰他們,，那等于在陷害老百姓,。所以，孟子提出“制民之產(chǎn)”的主張：

是故明君制民之產(chǎn),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,，俯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飽,，兇年免于死亡,，然后驅(qū)而之善，故民之從之也輕,。（同上）

“制民之產(chǎn)”就是要讓老百姓擁有一定的財產(chǎn),，在當時說來就是擁有一些土地。老百姓的財產(chǎn)要足以贍養(yǎng)父母,，撫養(yǎng)妻子兒女,；要能保證豐年衣食不愁，災(zāi)年不至于餓死,。有了這樣的條件,，才可能引導(dǎo)老百姓講道德，即前面提到的“謹庠序之教,，申孝悌之義”,，而老百姓也容易接受。孟子“制民之產(chǎn)”的思想,，肯定了物質(zhì)生產(chǎn)活動和物質(zhì)生活條件對于人的思想意識及道德行為的決定作用,，是正確的，在當時來說有很大的進步意義,。

孟子的“仁政”思想突出強調(diào)了“民”的地位,，具有明顯的民本色彩。他提出,，在社會的政治生活中,，老百姓才是國家的根本。他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：

民為貴，社稷次之,，君為輕,。（《盡心下》）

在一個社會中，國家政權(quán)要比國君重要,，而老百姓又比國家政權(quán)重要,，這就是“民貴君輕”思想。孟子引用《尚書》話來論證自己的觀點,，說“天視自我民視,，天聽自我民聽”，這就把“天”與“民”等同了起來,，而“重民”也就與“尊天”具有了同樣重要的意義,，這在兩千多年前說來確實很了不起。

正是基于這一思想,，孟子不僅提出了“保民而王”“得其民,，斯得天下矣”（《離婁上》）的政治主張，而且還引申出君臣關(guān)系相對性的觀點：“君之視臣如手足,，則臣視君如腹心,；君之視臣如犬馬,，則臣視君如國人,；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仇,?！保ā峨x婁下》）君臣不是絕對服從的關(guān)系，只有當君主敬重和愛護臣下時,，臣下才可能忠于君主,，反之若君主不把臣下當人看，那么臣下也有理由敵視君主,，這是對孔子“君使臣以禮,，臣事君以忠”（《論語·八佾》）思想的發(fā)揮。比孔子更進一步的是,，孟子還肯定了臣下和人民有反抗暴君的權(quán)力：

齊宣王問曰：“湯放桀,，武王伐紂，有諸,？”孟子對曰：“于《傳》有之,。”曰：“臣弒其君可乎,？”曰：“賊仁謂之賊,，賊義謂之殘。殘賊之人，謂之一夫,。聞?wù)D一夫紂矣,，未聞弒君也?！保ā读夯萃跸隆罚?

這可認為已具有反專制暴君的民主傾向,，而不僅是民本思想了。正由于孟子對專制暴君的有力針砭,，所以也不斷引起歷史上一些暴君的不安和惱怒,，如明代的朱元璋就是一例。而孟子的這種思想,，反過來成為歷代人士反對暴政的理論根據(jù),。此外，在孟子的政治學(xué)說中還有“王道”與“霸道”之辨,、義利之辨等,。

四、介紹幾部《孟子》注釋的名著

最后,，我想介紹幾部歷史上公認的《孟子》的注釋作品,。在我看來，不管你是研究哪個領(lǐng)域的,，只要你想深入了解《孟子》,，這些注釋作品或許會對你有一定的幫助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作為進一步研究的讀本,。

1.東漢趙岐的《孟子章句》[4],，這是現(xiàn)存最早的《孟子》注。

按趙岐的自述,，他的注是“述己所聞,，證以經(jīng)傳，為之章句,，具載本文,，章別其旨，分為上下,，凡十四卷”,。（《孟子題辭》）他采用對一句或數(shù)句原文進行注釋的方法，每章結(jié)尾加上對全章概括性解釋的“章指”,。趙岐注的特點是：偏重于義理的闡釋,，而對名物制度及字義的考訂訓(xùn)詁則相對較弱。這其中的原因,，清代四庫館臣解釋得已很清楚了：“漢儒注經(jīng),，多明訓(xùn)詁名物,，惟此注箋文句，乃似后世之口義,，與古學(xué)稍殊,。然孔安國、馬融,、鄭玄之注《論語》,，今載于何晏《集解》者，體亦如是,。蓋《易》《書》文皆最古,，非通其訓(xùn)詁則不明；《詩》《禮》語皆徵實,，非明其名物亦不解,。《論語》《孟子》詞旨顯明,，惟闡其義理而止,。所謂言各有當也?！盵5]

從總體來看,，趙注的內(nèi)容比較平實，較少附會,，而其為各章所作的“章指”,，對后人理解《孟子》的幫助不小。如后來南宋朱熹在其《孟子集注》中,，就對趙注頗多采納,；而作《孟子正義》的清儒焦循,，對趙注也評價甚高,，認為“生孟子后而能深知其學(xué)者莫如趙氏”[6]。清儒阮元在其《孟子注疏?？庇洝分袆t這樣評價道：“漢人《孟子注》存于今者,，惟趙岐一家。趙岐之學(xué),，以較馬（融）,、鄭（玄）、許（慎）,、服（虔）諸儒稍為固陋,，然屬書離辭，指事類情,，于訓(xùn)詁無所戾,，七篇之微言大義藉是可推,。且章別為指，令學(xué)者可分章尋求,，于漢儒傳注別開一例,，功亦勤矣?！边@可說是公允的論斷,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東漢去戰(zhàn)國未遠,，趙注中還保留了不少有價值的文獻資料,。如趙岐所見到的《尚書》，還不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真?zhèn)坞s糅的本子,，這對我們研究《尚書》就有相當?shù)膬r值,。

2.南宋朱熹的《孟子集注》[7]，這是宋朝人注釋《孟子》的代表作品,。

朱熹其人,，學(xué)問淵博，于學(xué)無所不窺,，是兩宋道學(xué)的集大成者,，也是中國中古社會后期影響最大的哲學(xué)家、經(jīng)學(xué)家之一,。他于《孟子》一書用力甚勤,，著述除有《孟子集解》之外，尚有《論孟精義》《孟子問辨》《四書或問》等,，至于在《朱子語類》《朱文公文集》中涉及《孟子》一書的討論,，則更不勝枚舉。以往有種成見,，認為道學(xué)只講哲學(xué)而不講經(jīng)學(xué),。那實際是缺乏歷史常識的誤解。只需翻檢一下宋明時代的學(xué)術(shù)著作即可發(fā)現(xiàn),，一空依傍,、自成體系者極少，而憑借經(jīng)義傳注發(fā)揮思想的卻比比皆是,；甚至包括那些為數(shù)不少的“語錄”和“筆記”同樣也不例外,。這說明，道學(xué)家和心學(xué)家同樣十分重視儒家經(jīng)典的研究和闡發(fā),。只不過當時學(xué)者所注重的儒經(jīng)與漢唐時期的儒者有所不同,，經(jīng)典研究的形式有所變化，所關(guān)心的時代課題有所差異而已,。朱熹的《孟子集注》可說是最好的例證,，他并沒有忽視傳統(tǒng)的訓(xùn)詁,，他曾說過：“某解《語》《孟》，訓(xùn)詁皆存,。學(xué)者觀書,，不可只看緊要處，閑慢處要都周匝,?！盵8]錢穆先生對朱熹的經(jīng)學(xué)曾有一番頗中肯綮的評價：“朱子于經(jīng)學(xué)，雖主以漢唐古注疏為主,，亦采北宋諸儒,，又采及道學(xué)家言，并又采及南宋與朱子同時之人,。其意實欲融貫古今,，匯納群流，采擷英華,，釀制新實,。此其氣魄之偉大，局度之寬宏,，在儒學(xué)傳統(tǒng)中,，惟鄭玄堪在伯仲之列。惟兩人時代不同,，朱子又后鄭玄一千年,，學(xué)術(shù)思想之遞衍，積愈厚而變益新,。朱子不僅欲創(chuàng)造出一番新經(jīng)學(xué),，實欲發(fā)展出一番新道學(xué)。經(jīng)學(xué)與道學(xué)相結(jié)合,，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學(xué),。至其直接先秦，以《孟子》《學(xué)》《庸》羽翼孔門《論語》之傳,，而使當時儒學(xué)達于理想的新巔峰,，其事尤非漢唐以迄北宋諸儒之所及,?！盵9]

朱熹《孟子集注》的特點，是既重漢唐注疏,，又不一味推尊,，不僅吸收傳統(tǒng)注釋，且收入宋儒十二家解說,，下以己意,，可謂集兩宋《孟子》學(xué)大成,。當然，也有人以為朱熹的《集注》過于偏重哲學(xué)義理的闡發(fā)而忽略章句訓(xùn)詁及名物典章制度,，這一觀點自然不能說錯,。但殊不知，這恰恰也是此書特點之所在,。還是周予同先生說得好：“朱熹之于《四書》,，為其一生精力之所萃，其剖析疑似,、辨別毫厘,，遠在《易本義》《詩集傳》等書之上。名物度數(shù)之間,，雖時有疏忽之處,，不免后人之譏議，然當微言大義之際,，托經(jīng)學(xué)以言哲學(xué),，實自有宋學(xué)之主觀的立場?！盵10]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,，我們現(xiàn)在要讀《孟子》，如果不讀一讀朱熹的《孟子集注》,，那你的理解一定難以全面,，甚而還可能撿了芝麻，丟了西瓜,。

3.清代焦循的《孟子正義》[11],，這是清代學(xué)者經(jīng)典新疏的代表作之一。

焦循其人,，是清朝乾嘉之際揚州學(xué)派的經(jīng)學(xué)大師,，他以《易》學(xué)聞名于當時。但焦循早在青年時代就有志于重作《孟子正義》[12],，因為他認為“偽疏舛駁乖謬,，文義鄙俚，未能發(fā)明其萬一”[13],。當然,，這可能也包含他對過于偏重義理的朱熹《孟子集注》的某種不滿，盡管此點他沒有明說,。但后來的三十多年里,，焦循的精力基本上都萃于了《易》學(xué)，所以無暇顧及《孟子》一書,。當他完成其名著《雕菰樓易學(xué)三書》,，開始從事《孟子正義》撰作時,，已經(jīng)步入其晚年。嘉慶二十一年（1816年）,，五十四歲的焦循,，與兒子焦廷琥一起開始纂輯資料匯集性質(zhì)的《孟子長編》。當十四帙《長編》完成后,，他馬上又著手編撰三十卷的《孟子正義》,，至嘉慶二十四年（1819年）完成其著。翌年七月,，焦循未及謄清此書全稿就病故了[14],。

焦循《孟子正義》的特點是以訓(xùn)釋名物為主，資料極為翔實,。他博采經(jīng)史傳注,，裁成損益，斷以己意,。就研究《孟子》資料的豐富而言,，至今還沒有哪部《孟子》研究著作能超過它。例如,，其中僅征引清人考訂注釋的研究成果就多達六十余家,。就體例而言，此書以趙岐的《章句》為主,，分段疏釋,。但他并不墨守唐人所謂“疏不破注”的注經(jīng)原則，“于趙氏之說或有所疑,，不惜駁破以相規(guī)正”[15],。客觀地說,，焦循的《孟子正義》,，對想粗粗了解《孟子》的人來說，或有繁瑣之嫌,；但對想認真研究《孟子》的人來說,，則價值極大。

4.今人楊伯峻的《孟子譯注》,，這是當代流傳很廣的一個譯注本,。

已故的楊伯峻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的語言文字學(xué)家、古籍整理和注譯專家,，曾師從楊樹達,、黃侃等國學(xué)大家，于古漢語語法和虛詞及古籍的整理和注譯方面頗有建樹,。他的《孟子譯注》雖不如其《論語譯注》那么有名,，但也影響不小。

該書的注釋,，頗重字音詞義,、語法規(guī)律、修辭方式等,，對歷史知識,、名物制度、風俗習慣等也有一定的考證,，而全書的譯文亦屬嚴謹,、明白、流暢,。這一切都頗便于初學(xué)者,，因此自1960年中華書局出版后，屢次再印,，流傳甚廣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