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差二兩銀子,，那就很可能只是誤差了,，于是帥嘉謨得出了結(jié)論：在大明開國之初,，整個徽州府六縣共虧欠夏糧兩萬零四百八十石,，該虧欠以“夏稅生絲”為名義補上，折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絹,。這本來沒有問題,，問題是在乙巳改制之后,，這筆稅款不知為何，居然由全府承擔變成了由歙縣一縣單獨承擔,。

　　而更悲劇的是,，這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絹屬于折色稅，要以實物形式繳納,。然而徽州根本不養(yǎng)蠶,，于是歙縣的老百姓必須先把糧食賣掉換成銀子，再拿銀子去買生絲,，最后繳給官府,。這就表示前后要折兩次，成本不用說了,，肯定是非常高,。

　　還有就是，這個八千七百八十匹是到庫的數(shù)字,，還得加上中途運輸成本與損耗,。所以整個折算下來，歙縣人民實際付出的比賬面更多,，也許九千匹,，甚至上萬匹也說不定。

　　可想而知,，如果這一情況確實無誤，那歙縣簡直倒霉透了,！因為從至正二十五年“乙巳改制”開始算起,，直到隆慶三年——歙縣百姓頭上的這筆冤枉稅傻交了兩百多年！

　　帥嘉謨驚得自己都頭皮發(fā)麻,，所以做事很謹慎,，他沒有急著去驚動官府，而是先自己在歙縣仔細摸底了一番,。結(jié)果他發(fā)現(xiàn),，原來自己還不是最早發(fā)覺這件事有問題的人，早在嘉靖十四年,，已有兩個歙縣人王相,、程鵬，就發(fā)現(xiàn)了這個“人丁絲絹”有問題,。

　　當時,，他們沒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議，而是直接越級呈文給了徽州府的上級——應天巡撫,，而且還不止一次,！

　　當時第一次接到呈文的是應天巡撫陳克宅,、巡按宋茂熙，這二位還是認真辦事的,，很快給了批復,，要求徽州府徹查?？上У氖菚r間不湊巧,，這兩位很快便升遷轉(zhuǎn)走，接任者又不清楚之前的情況,，這件事就沒人再去追問,。

　　王相、程鵬二人也估計到了這種可能,，于是再次呈文到應天巡撫,、巡按處，接任的巡撫歐陽鐸,、巡按游居敬,，于是也接到了同樣的呈文。這兩位剛剛上任,，當然不能有事不辦,，所以也很快給了批復，并且要求徽州府召集六縣合議,。結(jié)果負責此事的官,、吏，都是其他五縣出身,，于是敷衍塞責,，推諉拖延。

　　到后來王相,、程鵬先后莫名去世,，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。

　　怎么辦,？這兩個人死得離奇,，多半不是正常死亡，十有八九就是跟這件事有關,。我要是也揪著這筆冤枉稅不放,，是不是將來也會遭遇同樣的禍事？

　　數(shù)學人才的固執(zhí)占據(jù)了他整個大腦：人可以死,，賬不能錯,！

　　想到這里，帥嘉謨推開賬冊，做了一個決定：他要第三次呈文,，為歙縣討一個公平,。不說把以前多交的稅要回來或者爭取減免今后其他稅，但是最起碼,，也得把這筆稅重新分攤到六縣,，絕不能讓歙縣獨扛！

　　帥嘉謨的這個決心下得并不容易,。要知道大明的稅賦體系本來就比較亂,，錯綜復雜，牽涉甚多,，除非某地受災嚴重,，否則就算是皇帝想增減一二都極不容易，想憑一介平民的力量刪掉整整一個科目,，實在難于登天,。何況如果重新分攤的話，就意味著其他五縣平白加稅,，這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一定會拼死阻撓,。

　　但已經(jīng)下定決心的帥嘉謨?nèi)匀挥H自撰寫了一份呈文，詳細地寫明自己的查考過程,，然后在隆慶四年的年初,，沒有通過徽州府，而是越級呈給了當時的應天巡按御史劉世會,。

　　在這篇呈文里,，帥嘉謨耍了一點小手段，他在講述緣由時加了一句話：“緣本府遞年奉戶部勘合,，坐取人丁絲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,，原額六縣均輸，府志可證,。”

　　其實在《徽州府志》里,，只是含糊地記載徽州府或歙縣繳納人丁絲絹多少多少,，根本沒有明確說過“原額六縣均輸”的話，更沒有和國初那筆虧欠夏麥聯(lián)系到一起,。

　　帥嘉謨偷偷加了這六個字,，是想給上官造成一個既成印象，方便行事——孰不知這一處小小的手腳,，后來卻成了聚訟的關鍵點,。

　　除了這一點之外，帥嘉謨還說：“南京承運庫每年收絲絹兩萬零一百九十匹,，其中浙江,、湖廣這種產(chǎn)絲大區(qū),，才繳納八千五百零一匹；應天十三府,，只要繳兩千九百零五匹,。而我們徽州府根本不養(yǎng)蠶，卻要負擔八千七百八十匹,。當?shù)孛癖娭荒苜u了糧食,，折成銀子，從浙江等地回購,，這兩道手續(xù),，讓成本翻倍，苦不堪言,。更何況,，這筆負擔若是六縣分攤，那或許還能勉強忍受,，可現(xiàn)在卻是歙縣一縣承擔——這一縣之稅,，比浙江、湖廣兩司(無風注：布政使司,，類似于省級行政區(qū))都高,，這根本不合理啊,！”

　　說實在的,，這里帥嘉謨又玩了一個統(tǒng)計學上的小花招。因為大明稅制,，并不是統(tǒng)收統(tǒng)解,，一個地方往往要向數(shù)處交稅。

　　譬如說浙江,、湖廣等地的絲絹稅,，不止解往南京承運庫，還有很大一部分送往太倉銀庫,、丙字庫等,。實際上浙江的絲絹稅總額高達十三萬匹上下，湖廣的絲絹稅總額也有約兩萬七千匹,，都遠超歙縣,。

　　但帥嘉謨不談總數(shù)，只單單拿出南京承運庫作比較,，頓時就顯得歙縣境況格外悲慘,。

　　這個手段的絕妙之處，在于這些數(shù)字都是真實的，完全經(jīng)得起查證,，只是比較方式上稍做手腳,，立刻顯出非凡效果——事實上歙縣本身的負擔確實沉重，但也不是說因此就民不聊生了,，可是被帥嘉謨這么一比較,，正常人看了都會覺得慘絕人寰，簡直觸目驚心,。

　　除了在史料和統(tǒng)計學上做了一點他自己覺得足夠隱蔽的小小手腳之外,，帥嘉謨還有其他手段。

　　他在呈文的第一句話就這樣寫道：“天下之遺,，貴乎均平,，故物有不得其平則焉。歙縣久偏重賦,，民困已極,，躬遇仁明在位，備陳情歟,，懇乞均平,。”

　　短短一句話,，先后兩次出現(xiàn)“均平”一詞,。顯然，這不是他文字水平有限,，而是有著深刻用意的,。

　　此前高拱和高務實伯侄二人私下談論理財大計之時，高拱就提到說連張居正都有些操切起來,，希望將一條鞭法推廣全國,。高拱認為，一條鞭法在某些富庶地區(qū)——也就是高務實熟悉的“經(jīng)濟發(fā)達地區(qū)”——可以推行,，但在一些貧困地區(qū)就一定不能推行,，否則窮人必然還要遭到更多的剝削。[無風注：前文有述,，不記得了的讀者諸君可以自行翻查,。]

　　而在當下，江南當然是富庶之地,，所以正在推行一條編法，即日后的一條鞭法,。這個稅改政策的雛形始于嘉靖十年,，從嘉靖四十年開始到隆慶年間，逐漸在經(jīng)濟最強但也稅負最重的南直隸地區(qū)進行試驗。而其提出的口號恰好是：“均平賦役,，蘇解民困,。”

　　所以帥嘉謨兩次“均平”所為何事,？就是為了把這次稅賦爭議,，拔高到響應朝廷政策的高度上去。

　　從深層次來講,，一條編法的核心要旨,，的確是合并田賦、徭役,，取消米麥之外的實物稅,，統(tǒng)一改為折收銀兩。因此帥嘉謨在呈文中反復強調(diào)“人丁絲絹”是折色實物稅,，繳納十分麻煩,，亟需調(diào)整，這又和中樞正在大力倡導的改革緊緊地掛上了鉤,。

　　在帥嘉謨看來,，只要此事能借到國策的東風，多半便能引起應天巡撫的格外關注,。華夏數(shù)千年的傳統(tǒng)擺在那里：高層一關注,，事情就好辦。

　　尤其是現(xiàn)任的應天巡撫,，對一條編政策的推行也是很下力氣的,。而只要他肯表態(tài)，這事就成了一半——不對,，是成了一大半,。帥嘉謨之所以有這個底氣，是因為這位巡撫實在太有名氣,，遠非尋常官員可比——這位爺姓海,，名瑞，字汝賢,，號剛峰,。

　　這件事到頭來果然驚動了海瑞，但與此同時,，遠在京城的國策掌舵,、改革旗手高拱也得知了這個消息——就是高務實手里這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