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紀初,，大量五代寫本被發(fā)現(xiàn)于甘肅敦煌莫高窟（又稱千佛洞）,。隨之而重新問世的唐五代民間詞曲,，或稱為敦煌曲子詞，或稱為敦煌歌辭,。它們是千年詞史的椎輪大輅,，內(nèi)容廣泛，形式活潑,，風格繁富,，有鮮明的個性特征和濃郁的生活氣息,，反映了詞興起于民間時的原始形態(tài),。

　　在敦煌所發(fā)現(xiàn)的殘卷中,，有一點頗為值得注意的現(xiàn)象，就是有不少曲子的曲文都是由佛教僧徒抄錄的,，而且這些曲文都是與佛教典籍集歌偈抄寫在一起的,。

　　香港饒宗頤教授寫的《敦煌曲》一書，對于詞的起源與佛曲的關(guān)聯(lián),，給予特別的注意,。

　　據(jù)饒書第189頁描述，原件為粗黃紙一張,，一面曾記有“龍興寺僧愿學(xué)于乾元寺法師隨愿倉便麥事”等字樣,，另一面則寫詞三首，共十一行,。

　　第一首是《別仙子》：

　　此時模樣,，算來是秋天月。無一事,，堪惆悵,，須圓闕。穿窗牖,，人寂靜,，滿面蟾光如雪。照淚痕何似,，兩眉雙結(jié),。

　　曉樓鐘動，執(zhí)纖手,，看看別,。移銀燭，偎身泣,，聲哽噎,。家私事，頻付囑,，上馬臨行說,。長思憶，莫負少年時節(jié),。

　　第二首是《菩薩蠻》：

　　枕前發(fā)盡千般愿,，要休且待青山爛。水面上秤錘浮,，直待黃河徹底枯,。

　　白日參辰現(xiàn)，北斗回南面。休即未能休,，且待三更見日頭,。

　　第三首《酒泉子》，僅數(shù)句而已,。兩面筆跡相似,，可知這三首詞是寺院僧徒抄寫。

　　該紙張抄寫者將“菩薩”二字省寫作“卄卄”,，與敦煌寺院抄錄佛經(jīng)時省寫的慣例相同,，可證明此紙是佛徒所寫。

　　從敦煌殘卷中的資料來看,，可知當時的俗曲歌舞確實曾與寺院僧徒結(jié)合有密切的關(guān)系,。這種關(guān)系的形成既有歷史的淵源又有社會的因素。

　　歷史的淵源是：僧人所從事的樂曲創(chuàng)作者,，早在齊,、梁之際便已存在了。

　　根據(jù)《樂府詩集》記載,，“梁天監(jiān)十一年,，武帝于樂壽殿道義竟留十大德法師設(shè)樂，敕人人有問,，引經(jīng)奉答,。次問法云：‘聞法師善解音律，此歌（即釋法云作的《三洲歌》）何如,？’法云奉答：‘天樂絕妙,，非膚淺所聞。愚謂古辭過質(zhì),，未審可改不,？’敕云：‘如法師語音?！ㄔ圃唬骸畱?yīng)歡會而有別離,，啼將別可改為歡將樂?！睆倪@些記述,，我們可以知道，齊,、梁之際的僧人,，既精于音律，又常常參與歌曲的制作,。

　　社會的因素則緣于唐代的寺院曾經(jīng)普遍設(shè)有戲場,。唐代風俗輕靡,，不僅在寺院中普遍設(shè)有戲場，即使是僧徒講經(jīng)的道場,，也有專以淫褻之說以招邀聽眾者,。

　　饒宗頤《敦煌曲》一書中，曾把僧人借用演唱來流傳佛法的樂曲,，分為俗曲和佛曲兩種,。

　　俗曲如《大唐五臺曲子》中記載的《蘇幕遮》及《喜秋天》,。

　　佛曲則有《舍利弗》《摩多樓子》《達摩支》《浮圓子》《毗沙子》等梵曲,。

　　由上述可知，寺院僧徒作曲子詞的緣故：因俗曲盛行于民間,，所以僧徒借它作為宣傳工具,，用來宣傳佛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