魯王蕭昱珩即入東宮,，明宗安排一眾名師、大家為東宮僚屬，輔佐左右,。魏國公被封為魯王太傅,，成了魯王蕭昱珩名義上的老師,。

　　每逢大朝會,，魯王蕭昱珩也同明宗一同上朝，班次在一眾大臣之首,。每每有軍國大事,，明宗多詢問魯王蕭昱珩的意見，凡是蕭昱珩所言,，多半允準,。權力的承襲，已經(jīng)袒露無遺。

　　明宗三十年至三十二年間,，明宗推行了一系列雷厲風行的改革,，朝野氣象煥然一新。時過境遷,，明宗的身體每況愈下,，處理朝政日益懈怠。明宗脾氣越發(fā)乖戾,，喜怒無常,，耿直忠貞的大臣嘗嘗因為秉公直言受到貶黜，奸佞小人,、諂媚之臣橫行于朝廷,，朝政逐漸紊亂，官場氣氛逐漸腐敗,。如今的天朝已然內(nèi)憂外患,，積弊重重。

　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,，民不聊生,。皇族,、王公,、勛戚,、宦官利用政治特權,，以投獻、請乞,、奪買等手段,，大量占奪土地。全國應稅的田畝,，約有一半被各路特權階級隱占,，游離于賦稅體系之外，致使農(nóng)稅每況愈下,，國庫日益空虛,。特權階級瘋狂掠奪土地，剝削進一步加劇,，租種官田的農(nóng)民生活極苦,，有“一畝官田七斗收，先將六斗送皇州,，止留一斗完婚嫁,，愁得人來好白頭”和“為田追租未足怪，盡將官田作民賣，富家得田民納租,，年年舊租結新債”的歌謠,，農(nóng)民產(chǎn)去稅存和田居富室、糧坐下戶的情況,，時有發(fā)生,。

　　隨之而來的是各處的民變，僅天朝三十六年,，就爆發(fā)了河南道黃河水災之亂,、河東道蝗災民變、山南東道邪教起義,、江南東道抗稅流寇,、黔中道諸夷叛亂等諸多禍事，朝廷左支右絀,，無暇應對,，疲于奔命。

　　北境突厥,、西境吐蕃,、南境安南多番滋擾，擄掠人口,、牛羊,、財物無數(shù)，邊境不寧,，四處兵荒馬亂,，導致軍費大增。

　　由于上述因素疊加,，朝廷的財政逐漸陷入危機,，捉襟見肘，入不敷出,。天高祖八年,，夏秋二稅米兩千五百七十一萬石，麥四百六十四萬石,。到天朝三十六年,，土地集中，賦役不均,，人口流移,，地方買囑書吏，隱匿賦稅,，稅收更降至米一千七百九十八萬余石,，麥三百八十五萬余石。但朝廷的支出卻與日俱增,，明宗三十六年,，各邊餉銀達五百三十六萬兩，而天高祖八年軍餉只有一白六十七萬兩,，足足增加了兩倍有余,。據(jù)度支司統(tǒng)計統(tǒng)計，天朝三十六年底,，國庫僅存銀一百三十五萬兩,，而應支官軍俸銀一百二十三萬、邊餉銀兩百五十五萬,、補發(fā)年例銀一百七十六萬,，三項通計總支出需銀五百五十四萬兩，赤字高大三百八十七萬兩,，庫存現(xiàn)銀,，只夠三個月的開支。常平倉存糧,，也只夠支在官軍月糧的半年而已,。天朝的財政拮據(jù)到了可怕的地步。

　　明宗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,，有意整治,，于是秘密宣召姚魏國公，對他囑咐了一番,。

　　幾日后的大朝會,，魏國公上奏道時下的五大積弊，即“曰宗室驕恣,、曰庶官瘝曠,、曰吏治因循,、曰邊備未修,、曰財用大匱”。

　　明宗深以為然,，于是下詔,，命魯王為變革總裁官，親自主持變革之事,，力求除弊去疴,。姚淙、魏國公分別為副總裁官,，襄助魯王行事,。且授予了魯王三品以下官員可就地罷免,、升降的權力，無需另行請旨,。變革一應政令,，由魯王與姚淙、魏國公商討一致后,，可徑直發(fā)布命令,，如同明宗詔令。如此,，魯王不啻于拿了一柄尚方寶劍,。明宗命魯王主持此涉及國本的大變革，自有多重考慮,，一則鍛煉魯王的治國本領,，二則樹立魯王的威望，聚攏人心,，三則讓魯王可借機建立自己的支持勢力,，打造自己的輔佐隊伍。明宗又擔心魯王一貫謹慎,，恐不敢放開手腳,，于是將他秘密宣召，面授機宜,，使他無后顧之憂,，也能體察明宗的一番苦心。

　　魯王經(jīng)過精心籌劃,，便頒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,，涵蓋了吏治、邊政,、經(jīng)濟,、水利等方方面面。

　　整飭吏治既是改革的一項重要內(nèi)容,，又是整個變革成功的根本,。魯王圍大刀闊斧進行整頓，重詔令,，振紀綱,，以法理政，以振揚風紀,，使天下信服,。為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績制度，魯王創(chuàng)設并頒行考成法,，考成法的精神是“立限考事”,、“以事責人”,。考成法,，即由各部寺監(jiān)制定一式三份收發(fā)文簿,，分別留作底本、送諫察府備注,、交三省查考,。據(jù)其道途遠近、事情緩急,，確定日程期限,，登記文簿，月終注銷,。州郡主官有未按時完成者,，由各部寺監(jiān)負責檢舉；各部寺監(jiān)容如果包庇,、欺瞞的話,，則由諫察府負責檢舉；諫察府未盡職履責的,，則由三省丞相負責檢舉,。每個月有考核，每年有稽查,，延誤者獲罪,，使每件公事落到實處。魯王行考成法,，由三省通過諫察府控制各部寺監(jiān),，而各州郡主官則聽命于各部寺監(jiān)。從三省——諫察府——各部寺監(jiān)——州郡官——縣官,。層層督察,，從而形成一個從中央到地方官逐級督察的、嚴密的考核考績制度,。這種由三個機構互相監(jiān)督,、定期審核各級官僚政績、施行賞罰的做法,，有力地提高了辦事功效,。魯王整頓吏治,，取得了明顯成效,，所有官員，百事惟謹,，使政風大變,，由于行政效率提高,，地方官皆按期定稅，緩解了最吃緊的財政困難,。

　　彼時,，官員升遷采用“磨勘”制度，只講資歷年限,，不間政績,，導致官吏因循茍且，無所作為,。魯王對此提出新的考核政績,，破格提拔政績卓著的官員，撤換有罪和不稱職的官員,；并規(guī)定京朝官及郡縣官吏,，有人保舉在三年任期屆滿即與磨勘升遷，否則便要等到滿五年之后,，方行磨勘,。

　　天朝以來，恩蔭制度造成官僚濫進的情況越來越嚴重,，,，有任學士以上官職的，在二十年內(nèi)通過恩蔭,，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,。魯王對此提出限制中、上級官員的任子特權,，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壟斷官位,。

　　改革科舉考試內(nèi)容，把原來進士科只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,，把明經(jīng)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經(jīng)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(jīng)書的意義和道理,。令州縣立學，士子必須在學校學習一定時間方許應舉,。這樣,，學生有真才實學，進士之法,，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實了,。

　　針對當時分布在州郡縣不稱職者十居八九的狀況，魯王認為官員的升遷要嚴格依照政績,，建議加強對官吏的考察,，獎勵能員，罷免不才,，并主張由各級長官保薦下屬,。重新規(guī)定官員按等級給以一定數(shù)量的職田,，調(diào)配給缺乏職田的官員，以“責其廉節(jié)”,，防止貪贓枉法,。公田，即職田,，是天朝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,，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。魯王建議朝廷均衡一下他們的職田收入,；沒有發(fā)給職田的,，按等級發(fā)給他們，使他們有足夠的收入養(yǎng)活自己,。然后,，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(jié)為政；對那些違法的人,，也可予以懲辦或撤職了,。

　　整飭邊疆?！皟?nèi)修守備”的重點是加強北邊防務,，提高軍事抗衡能力。為此魯王相繼起用先前被明宗罷免的的王祟古,、方逢時,、李成梁等著名邊將，命他們主持朔方節(jié)度使,、盧龍節(jié)度使,、河東節(jié)度使、天雄節(jié)度使,、靜海節(jié)度使等地邊務,。并在積極操練兵馬、提高軍隊戰(zhàn)斗力的同時,，大力加固增設城防,。這些邊將都是年富力強之際，在邊境多有實戰(zhàn)經(jīng)驗,，是戍守邊疆的最佳人選,。明宗找了個由頭將他們罷免，解甲歸田,，自是一腔意難平,，如今獲魯王起復，任命為一方大吏，怎能不感恩擁戴,，誓死效勞,。

　　除了奏請任命有功之臣擔任守將之外,，針對明宗三十年以后,，軍政方面主管官員都由科舉出身的文人擔任，而且邊防軍政受到由諫察府派出的監(jiān)軍監(jiān)督和制約,。這種做法雖然對于控制軍隊,、防止割據(jù)具有一定的作用，但也降低和削弱了軍隊的戰(zhàn)斗力,。尤其是監(jiān)察官員制肘太多,，使帶兵的武將無所作用。為了提高軍隊的戰(zhàn)斗力,，必須賦予軍事將領“專斷”的權力,。于是魯王奏請明穆宗賦予邊將更多主動權，大大提高了戰(zhàn)守能力,。魯王在加強戰(zhàn)守力量的同時,，又積極尋求改善與突厥、吐蕃,、安南等少數(shù)民族關系,。魯王的邊防新政取得巨大成功，從此“戎馬無南牧之儆,，邊氓無殺戮之殘”,，每年“所省征調(diào)費不啻百萬”，長城沿線出現(xiàn)了“六十年來,，塞上物阜民安,，商賈輻輳，無異于中原”的興旺景象,。

　　魯王還恢復了府兵制,，建議在京城附近地區(qū)召募強壯男丁，充作京畿衛(wèi)士,，用來輔助正規(guī)軍,。這些衛(wèi)士，每年大約用三個季度的時光務農(nóng),，一個季度的時光教練戰(zhàn)斗,，寓兵于農(nóng)，實施這一制度,，大大節(jié)約了軍費的支出,。

　　推行一條鞭法，整頓賦役制度、扭轉財政危機,，是魯王改革的重點,。所謂一條鞭法，便是合并賦役,，將田賦和各種名目的徭役合并一起征收,，同時將部分丁役負擔攤入田畝。將過去按戶,、丁出辦徭役,，改為據(jù)丁數(shù)和田糧攤派；賦役負擔除政府需要征收米麥以外的,，一律折收銀兩,；農(nóng)民及各種負擔力役戶可以出錢代役，力役由官府雇人承應,；賦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辦理,，廢除了原來通過糧長、里長辦理征解賦役的“民收民解”制,，改為“官收官解”制,。

　　天朝的財賦供應地主要在江南，南糧北運,，以漕運為便,。明宗以來，黃河屢屢潰決,，漕運艱難,，雖嘗試恢復海運，但以失敗告終,。黃河年年泛濫,，淮揚間湖堤潰毀，運道難通,。由于黃河的長期泛濫,，水勢分流，黃河故道泥沙沉積,，尤其是入?？冢鞑粫?。因此,，黃河入海問題，成為最關切的問題,。魯王采納了潘季訓的意見,，用一年半時間，修筑黃河到淮河的堤壩，有效地抑制了黃河泛濫,，使漕運暢通,，同時還使多年的棄地復變?yōu)榱继铩?p>　　經(jīng)過這次改革，強化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機器,，基本上實現(xiàn)了“法之必行”,、“言之必效”，使朝廷的財政收入有了顯著的增加,，社會經(jīng)濟有所恢復和發(fā)展,。經(jīng)過此次改革,，天朝三十七年國庫積銀達一千萬兩之多,，儲備的糧食多達一千五百多萬石，足夠支用十年,。比起天朝三十六年國庫存糧不夠一年用的情況,，是一個很大的進步。

　　但是,，改革觸動了相當數(shù)量的官僚,、縉紳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，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對抗,。得益于明宗在背后毫無保留的支持,，以及姚淙等一干正直大臣的悉心輔助與強力貫徹，魯王殺伐決斷,，重重懲處了一批頑固抵抗的官員及縉紳,，上述變革措施方才順利推行下去。

　　經(jīng)過魯王新政,，朝廷氣象煥然一新,，逐漸顯現(xiàn)出海晏河清的清明景象，新政促進了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與民間財富的積累,，大大緩解了黎民百姓的負擔,，使寒門學子鯉魚躍龍門之路更為通暢，能臣干吏得以大顯身手,、迅速拔擢,，邊軍待遇豐厚、士氣高漲,，于是魯王的新政得到了普遍的贊譽與擁護,，民心逐漸聚攏在魯王這個未來之君的腳下。這也正是明宗所期待的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