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耕、夏耘、秋獲,、冬藏，伐薪樵,，治官府，給徭役,；春不得避風塵,，夏不得避暑熱，秋不得避陰雨,，冬不得避寒凍,，四時之間，亡日休息...

　　勤苦如此,，尚復被水旱之災,，急政暴虐，賦斂不時,，朝令而暮改,。當具，有者半賈而賣,，亡者取倍稱之息,。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。

　　《論貴粟疏》中,，晁大夫所述與明朝末年的世情何其相似，跨越時光千百年,，雖說各朝各代大多實行重農(nóng)抑商之策,，“士農(nóng)工商”之說牢不可破，然而每當王朝末年,，總免不了髀肉復生之景,。

　　士者碌碌，領俸而流于表,，商者耳目精通,，囤貨居奇，操持物價,，所獲之利皆巨,。

　　此二者之家，男女都不用耕耘,、蠶織,，吃的必然是精美的飯食,，穿的也少不了華美服飾，不用受農(nóng)家之苦卻對農(nóng)家產(chǎn)物唾手可得,，又因為財力雄厚,，可四處結(jié)交，攀附權(quán)貴,，力壓府縣之吏,，再以利益勾結(jié)。

　　這便是晁大夫所說的“此商人所以兼并農(nóng)人,，農(nóng)人所以流亡者也,。”

　　上面這一套放到明末來看也是如此相像,，只不過歷史在發(fā)展到明末后,，已然士商合流。歷史就是一個循環(huán)圈,，哪怕千百年前就有告誡在前,，還有朱重八造反，這活生生“水能載舟,，亦能覆舟”的實例在后,，估計依舊止不住人心瘋長的欲望。

　　以新港南北各地移民為例,，他們也大多是破家之人,，或逼迫，或自愿才來到此地,，但知人知面不知心,，其中若是有人驟然上位，手握權(quán)勢或財富,，依舊不能避免有人會化身惡龍,，吃肉喝血，這難道是人類刻在基因中的嗎,？

　　孟子說人性本善,，荀子說人性本惡，而關于善惡的問題,，在儒學體系中,，孔子并未明確說明，但人性本善也好,，人性本惡也罷,，只有生存才是最真實的。

　　生存是一種幸運，過去的地球上如此,，現(xiàn)在也從未改變,，但不知什么時候開始，人類有了一種錯覺,，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東西,。

　　從遠古人類時代起，最早的人類祖先們?yōu)榱松娌珰⒘瞬恢蓝嗌偃f年后,，走上了食物鏈的頂峰,，從此地球上的一切都任其予取予奪，叢林法則也漸漸被包裝改變,，人類內(nèi)部開始講文明講規(guī)則,，表面上變得不那么殘酷血腥。

　　但人類爭奪的本質(zhì)從來沒有改變過,，最早是為了生存,，生啖血肉，像野獸一樣撕咬搏殺,，后來是為了利益,，為了人類永無止境的欲望，而在文明規(guī)則的表面下,，內(nèi)里的血腥味和幾萬年前沒有任何差異,。

　　在17世紀的士紳們眼中，土地就是最大的利益,，是一切利益的根本,，哪怕鄭氏縱橫東南海域，每年能從海上獲取巨萬之利,，鄭芝龍也依舊被土地牢牢吸引在岸上,，這足以說明原因。

　　古代,，土地主要用來種植糧食,，戰(zhàn)國中晚期時，一畝地產(chǎn)量約216斤糧食左右,，到秦漢時期達到264斤，東晉南北朝時期畝產(chǎn)量不增反減,，約為257斤,，直到唐朝，農(nóng)業(yè)迎來了大發(fā)展時期,。

　　隨著李唐奪取天下,，政治逐漸趨于穩(wěn)定，冶鐵業(yè)再度發(fā)展下，鐵農(nóng)具得到更有力的發(fā)展了推廣,，加上神器曲轅犁的出現(xiàn),，牛耕效率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語，水利方面改進了發(fā)明于隋朝的筒車,，這一切都使得唐朝的平均畝產(chǎn)量增加為大約每畝334斤,。

　　宋、元,、明時期,，農(nóng)業(yè)方面從畝產(chǎn)量數(shù)據(jù)上看，改變不多,，明朝平均畝產(chǎn)量為大約為346斤,，其中明代江南地區(qū)水稻的畝產(chǎn)量大約為368斤。

　　明清時期我國主要糧食作物仍沿襲宋元以來的格局,。

　　明人王士性在《廣志繹》中寫道:“江南泥土,，江北沙土。南土濕,，北土燥,。南宜稻，北宜黍,、粟,、麥、菽,，天造地設,，開辟已然，不可強也,?！?p>　　北方由于氣候環(huán)境的變化，水資源日益減少,，水稻種植面積明顯縮小,，而小麥的種植規(guī)模因灌溉技術的提高，在北方糧食作物中逐漸占主要地位,。但明末時期糧食作物最明顯的變化,，則是以玉米、甘薯為代表引進的農(nóng)作物,，全面改變了原來的農(nóng)作物種植結(jié)構(gòu)與組合形式,。

　　玉米在明朝中葉輾轉(zhuǎn)傳入我國，但傳入我國的過程很復雜,，一般認為有三條傳播路徑,。其中一條由阿拉伯商人經(jīng)西亞至中亞，然后進入我國西北，再傳入內(nèi)地;另一條則由歐洲經(jīng)西亞,、中亞,、印度、緬甸后傳至我國西南,，第三條則是南洋商人經(jīng)菲律賓傳至我國東南沿海,。

　　由于玉米的傳播路徑很復雜，在傳播的過程中各地都形成了自己的名稱,，如玉蜀黍,、玉高粱、西番麥,、玉米,、玉蜀秫、戎菽,、御米,、包谷、陸谷,、西天麥,、玉麥、印度粟,、珍珠米,、苞米、棒子等,，這些不同的名稱既反映了玉米的形狀特征,，也表達了它的使用價值。

　　不負眾望,，到清朝時,，完全本土化的玉米終于成為了我國重要的主食之一！

　　甘薯在我國農(nóng)業(yè)發(fā)展史上具有與玉米同等的地位,，特別在南方山區(qū)意義尤其重大,。甘薯傳入我國時間與玉米相近，約在明朝中期,。

　　甘薯傳入之前,，本土就存在野生山薯，與外來的甘薯比較,，“番薯為甘,，山薯為劣”，土生甘薯品質(zhì)上的不足,，為外來品種的傳入創(chuàng)造了條件。

　　明人何喬遠在《閩書》中記道:“番薯，萬歷中閩人得之于外國,，瘠土砂礫之地,，皆可以種?！?p>　　何喬遠文中所記即指福建長樂人陳振龍引進甘薯之事,，當時為萬歷二十一年。但陳振龍并不是最早將甘薯引進中國之人,，實際上在此之前,，甘薯已經(jīng)傳入廣東。

　　《東莞風崗陳氏族譜》記載東莞人陳益將甘薯引進中國的過程,。陳益引進甘薯應在萬歷十年,，在時間上早于陳振龍十余年。

　　總的來看廣東與福建都應是甘薯在我國的最早登陸地,，并以此為根基逐漸由東南沿海一線向內(nèi)地傳播,，除東南沿海一路外，甘薯傳播路徑還由緬甸,、云南一線形成西南陸路,，通過這條路徑傳入甘薯也應該在萬歷年間。

　　后世甘薯與玉米并行,，逐漸取代傳統(tǒng)糧食作物的原因,，仍是甘薯對環(huán)境的適應性較強，“不與五谷爭地,，凡瘠鹵沙岡皆可以長”,，“地之不宜耕稼者唯種甘薯”，田間管理也比較簡單,，按時播種,、收獲”，就能“供一歲之需”,。老幼皆可以食,，饑焉得充，多焉而不傷,，莖葉還能充作雞犬之食,。

　　由于這樣的原因甘薯開始在全國各地傳播，但由于古代的地理交通條件,，又沒有朝廷的重視和大規(guī)模推廣以及后續(xù)培養(yǎng)合適的種子,，加上關外韃子打秋風，天災人禍小冰期,，以及日益緊張的土地兼并下,，老朱家終于是將一手好牌打的稀爛,。

　　明朝萬歷時期，天降猛男張居正,，看清了此時正在走下坡路的明王朝,，在他在擔任首輔后便欲革除弊政，瞄上了由桂萼在嘉靖十年（1530）提出的“一條鞭法”,。

　　張居正在萬歷六年（1578）下令清丈全國土地,，清查溢額脫漏，并限三年完成,。結(jié)果國家掌握的納稅田畝數(shù)達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,，比弘治時征稅田額增三百萬頃。在這個基礎上,，最終張居正于萬歷九年（1581）采用一條鞭法,，作為全國通行的制度

　　一條鞭法的實行，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,，緩解了經(jīng)濟危機,，緩和了政治危機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,，也給處于走下坡路的明王朝一線曙光,。

　　但萬歷十年（1582年）張居正病死后，一條鞭法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,，與秦國商君人亡政未熄的結(jié)果不同,，萬歷皇帝朱翊鈞早已耿耿于張居正的震主之威。

　　張居正當國十年,，所攬之權(quán)是神宗的大權(quán),，這是張居正效國革新的需要，但他的當權(quán)便是神宗的失位,。在權(quán)力上面,，張居正和神宗天然對立。

　　萬歷皇帝在張居正死后,，下令抄其家,，并削盡其宮秩，迫奪生前所賜璽書,、四代誥命,，以罪狀示天下，而且險遭鞭尸,，連家人都未幸免,。同時下詔書大罵已經(jīng)去世的張居正是“謀國不忠”的“大奸”“惡賊”！

　　人亡政息,，張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,，有的棄市,。而朝廷所施之政，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,。整個神宗一朝,，沒有人敢為張居正喊冤。

　　直到天啟（明熹宗朱由校年號）二年(1622年),，垂危的明朝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，予以復官復蔭,，但復官而不復政,，朱明之亡，時也,？命也,？

　　非也！老朱家自己作死,，怪不了旁人,。

　　1618年，明神宗萬歷四十六年,，明廷因“遼事”緊急,，加派“遼餉”，畝加銀三厘五毫,，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,，第三年又加二厘，前后三征,，即每畝征銀九厘,，超過農(nóng)田正常畝產(chǎn)的一半，每年強征銀五百二十萬兩,。

　　崇禎三年（公元1630年）,，明朝宣布“遼餉”畝再加征銀三厘。

　　崇禎十年（公元1637年）,，明朝加征“剿餉”,，每年加派銀三百三十余萬兩。

　　崇禎十二年（公元1639年）,，明朝加征“練餉”,，每年征銀七百三十余萬兩。

　　“遼餉”,、“剿餉”,、“練餉”，合稱“三餉”,，三大軍餉每年向農(nóng)民強征白銀多達兩千萬兩,，超過正常賦稅數(shù)倍,，天下農(nóng)民傾家蕩產(chǎn)，饑寒交迫,。

　　自萬歷之后,，明朝敗相已顯，各地小規(guī)模農(nóng)民起義不斷發(fā)生,，最終星火燎原,。

　　賦稅日益加重，天災人禍不斷,，鄉(xiāng)紳豪吏不斷盤剝壓榨卻變著法子的不用交稅,，沒看錯，權(quán)勢之家們是真的不用交稅,。

　　洪武朝之后,，官員們優(yōu)免稅賦的口子就越來越大，從京官到地方官再到但凡有點功名的讀書人,，年代越往后,，政策越寬。

　　例如正德年間,，一品官員優(yōu)免額度為四百畝地,，但是到了萬歷年間則達到了一萬畝。理論上來說,，正德時的一品官員四百畝地額度并不多,，但是架不住人類在鉆空子這方面“智慧無窮”，最終限額基本上就是個擺設,，更何況此時已是明朝末年,。

　　此時的小冰河氣候不只是流于紙上，極端惡劣的天氣頻繁出現(xiàn),，乃至廣州,、福建都開始頻頻下雪，尤其是北方地區(qū)情況更甚,，往往北方農(nóng)民顆粒無收,。這種情況下的農(nóng)民一旦某一年沒有收入，只能選擇賣兒鬻女,。

　　在此期間,，豪富之家只需尋得靠山將家中土地掛靠了事，獨獨小民承擔重稅,，養(yǎng)九州億萬之重,。

　　這樣的小冰河時期，氣候并不僅僅只是一兩年,，而是一直持續(xù)到明末這幾十年間未曾消退,。被這樣極端天氣反復蹂躪的普通農(nóng)民,，紛紛走向破產(chǎn)?；畈幌氯サ霓r(nóng)民,，或餓死或揭竿而起，于是大明王朝內(nèi)地,，流民遍地,，餓殍遍野，人相食的末日景象不僅僅是說說而已,。

　　在這種貧者愈貧,，富者愈富的情況下，土地兼并也在明末達到了有明一朝的最頂峰,。

　　明朝末年，土地兼并已到了空前的程度,。王公勛戚和地主豪紳瘋狂地走上餐桌,，拿起刀叉對準小民，目標直指他們最值錢的東西——土地,。結(jié)果不言而喻,，大多數(shù)的農(nóng)民相繼丟失土地，或被迫,、或主動的成為佃戶,。

　　顧炎武便在《日知錄》卷十《蘇淞二府田賦之重》說：“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，為人佃作者什九,?！薄?p>　　此時的北直隸,、山東,、山西、河南,、陜西,、湖廣等地的絕大部分的腴田，都被王公勛戚和地主豪紳侵占,。

　　一般地主豪紳通過豪奪巧取總是能心滿意足,，如此盛景可謂是“求田問舍而無所底止”！

　　皇室勛戚和大臣的莊田,，在嘉靖年間(1522—1566)達到20萬多頃,，分布在各個省份，占當時納稅田畝總數(shù)的二十分之一,。至于占地幾萬畝幾千畝的地主多如牛毛,，如萬歷時(1573—1619)南直隸有占田7萬畝的大地主,。

　　湖南桂陽也有半數(shù)土地為幾家鄧姓地主所占盡?！豆痍栔彪`州志》記載：“鄧仁心者,，崇禎時諸生，弟仁恩為國朝諸生亦居州北,；兄弟田數(shù)百頃,，以富雄一方，至用擔石程田契,；乘馬不牧,，游食田野，數(shù)十里不犯人禾,?！笨梢娻囀霞抑兄貜V！

　　萬歷四十一年(1613)進士,，戴澳曾作一詞如下：

　　裊裊秋風凄衛(wèi)水,，歸舟一葉秋風里。短發(fā)未梳眠乍起,，三十里,，快帆亦會歸人意。

　　漫說東方饑欲死,，白糧連舫趨燕市,。三老相逢作吳語，空索米,，長安半是侏儒耳,。

　　不同的人處于不同的地位、階級,，看到的景色自然大不相同,，當時浙江奉化一縣的土地，戴澳一家占了一半,，自然能輕易說出“漫說東方饑欲死,，白糧連舫趨燕市”這樣的話語，如此言語和那句有名的“何不食肉糜”真是不相伯仲,。

　　沒有人會將刀砍向自己,，更沒有人會背叛自己的階級，戴澳同樣不例外,，漫說是戴澳,，哪怕是21世紀人類文明最鼎盛的時期，同樣沒有幾人會選擇背叛自己的階級去幫助底層人民，敢于這么做的,，付諸行動的,，才當?shù)钠鹑寮宜f的“圣人”。

　　ps:《論貴粟疏》,，西漢文帝時期名士晁錯所作,。